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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之下，如何选择，一个家庭的命运因此起伏跌宕。2016年5月16日，四年前“刻章救妻”案当事人廖丹的妻子杜金领去世了。杜金领在2007年夏天被查出患有尿毒症，为了给妻子治病，承担不起高昂医疗费用的廖丹铤而走险，私刻医院收费公章以骗取能维持妻子生命的透析治疗。400多次透析机会，涉案金额17万多元，2012年12月7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本文采写于2012年法院对廖丹的宣判前，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703期，2012年第39期。
廖丹41年的人生一路向下。他在北京府学胡同长大，但是没赶上皇城根下房价的飞涨，他进入北京市内燃机总厂工作时，已经是厂里衰败前最后的喘息。工厂倒闭的时候，先他进场的同事在朝阳区的双井分到了房还拿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合同工的廖丹只多给了几个月工资。爷爷随后去世，他从东三环边的金台西路爷爷家一直搬到了东南五环之外。他被家务缠身，没有再找工作，全家只靠妻子杜金领打工维生。2007年夏天，杜金领被查出患有尿毒症，不但不能再工作，每月还要花费将近6000块钱的透析费。医疗费把这个家庭拖进了灾难，成了压垮廖丹的最后一根稻草。
生病
开庭那天，因为路途遥远，廖丹早上7点钟就出发赶往东城区法院。家里只剩下150块钱，妻子杜金领要廖丹把钱全部带上，廖丹想了想，给妻子留下了100块钱，自己带了50块钱应急。他当时还不知道私刻医院收费公章骗取透析治疗的案子引起了大量媒体的关注，庭还没有开完，已经有记者摸上了家门。“这时候儿子的班主任打电话来跟我说，学校军训要交480块钱，家里已经没钱了，是站在门口听见讲电话的记者给掏了500块钱。”杜金领告诉记者。
廖丹家在东南五环外，北方最普通的城郊景色，旁边是村里开发的一小片别墅区，经过幽静的别墅区是一片破旧的居民楼。早年别墅区和居民楼都属于小产权，别墅区的居民们想办法转成产权，住在居民楼里的大多数是老人家和没有什么门路和能力的最普通市民，有安身之处已经心满意足，因此直到现在这11栋楼房依旧还只有居住权。
廖丹住在一楼，光线很暗，即便白天屋子里也要开着灯。进门的客厅里放着一张床，因为杜金领晚上经常犯病辗转难眠影响丈夫休息，从得病之后廖丹就住在客厅里。地上堆着各种杂物，什么家具都没有，床沿到厨房的间隙摆了一张小桌子，也堆了半桌子的杂物，平时吃饭，廖丹坐在板凳上，妻子坐在床上，如果多一个人就要分成两拨吃。地上的空间连摆下折叠椅都困难，客人来了只能坐在小板凳上。
廖丹家的客厅逼仄杂乱，夫妻俩只能在一张小桌子上吃饭
爷爷去世之后，金台路的房子被家人卖掉，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廖丹没有房产，只能跟外地人一样租房生活。廖丹告诉记者，金台路附近租间平房也要500块钱，还经常被房东赶来赶去的，搬家都搬烦了。他的远房亲戚刚好要转让这套房子，在家里人的帮助下廖丹才结束了居无定所的生活。“2004年搬来的时候，这里全是土路，只有一辆公共汽车通向城里，孩子在这里连个玩伴都没有。”杜金领告诉记者，因为住得太过偏远，夫妻俩一年都没有工作，杜金领在小区里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
2006年春节拜年，朋友才给杜金领介绍了一个在崇文门附近的美容院里当按摩师的工作，每个月有2000～3000块钱。杜金领花1000块钱买了一辆促销的电瓶车，每天骑车一个半小时去上班，只有到了天气最冷的时候才改坐公交车。杜金领告诉记者，按摩师是个体力活，她的个子又矮，每天只能站着工作，一天下来流的汗要把衣服打湿几次。但是，她对这份工作很在意，她的打算是干两三年存一两万块钱，把家里的墙壁刷刷，再在门前盖个小仓库。“我每次发工资，2000多我就存2000元，3000多我就存3000元，只用零钱过日子。”杜金领告诉记者，当时孩子刚上小学，廖丹留在家里带孩子，每个月几百块钱三个人的日子过得也挺好。
2007年的夏天，廖丹和杜金领终于存够了2万块钱，可是还没开始刷房子，杜金领的健康就出了问题。“我一开始是流虚汗，浑身没劲，后来身上开始水肿。那年‘五一’节，儿子说妈妈上班忙，从来没跟妈妈去过公园。我就带着孩子跟邻居家一起去动物园，走到中午说什么就走不动了。我开始以为是太累的缘故，就跟老板请假。老板以为我是要跳槽，开始不愿意给假，结果我在美容院晕了两次之后，再也挺不住了，去一个客户工作的北京医院看病。”杜金领说。
借钱
杜金领的病情很清晰，就诊的当天就被确定为慢性尿毒症，维持生命的方法也很简单，只有透析。“当时手里有点钱，医生说让住院，我就觉得那就治呗。”廖丹和妻子省吃俭用一年多的2万多块钱其实还不够住院押金，杜金领是外地户口，没有参加北京的医保，按照规定她的住院押金要3万块钱，因为丈夫廖丹是北京人，出示了身份证后才免了1万元。住了半个月的院，2万多元的积蓄出院时候只剩下几百元，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不懂什么叫做尿毒症，以为跟癌症一样再活两三年就死了。当时孩子刚上小学二年级，我舍不得孩子啊，每天在床上掉眼泪。”杜金领告诉记者，因为生病和心情不好，得病初期她的情况很不稳定，心脏衰竭的频率非常高，别人刚刚透析完都是情况正常的，可是她有好多次都是直接从透析室去急诊室抢救。她一度躺在床上动不了，大小便全靠廖丹帮忙，每周能犯病三次，连急救车都熟门熟路认识她家。病的时间不长，杜金领的体重就从100斤瘦到了76斤。
除了照顾妻子，廖丹身上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是昂贵的医疗费用如何筹集。每个月的透析费用是4000多元，再加上升血针和药费，算下来接近6000元。原来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妻子杜金领打工的工资，现在杜金领生病了，家里每月进账的只有不到2000元的低保，根本治不起病。廖丹在旅行社的同学给他找了一个去首都机场接游客的工作，每个月有3000元还给报销300元的电话费。但是，廖丹只做了几天就发现自己无法胜任。廖丹告诉记者，这个工作的特点是要随叫随到，所以才会给报销电话费。但是当时杜金领每周要去透析3次，每次透析要4个小时，往返路程需要3个小时。在不透析的日子里，心脏衰竭随时到来，一次廖丹去学校接孩子离开了40分钟，杜金领就突然犯病，送到医院就被下了病危通知书。没有人能替他照顾妻子，他只能放弃工作。
廖丹每周有三天时间要开着“摩的”骑行一个半小时送妻子杜金领去医院做透析
廖丹也试图卖房子来给妻子治病，但是他们的房子没有产权，一时很难找到买主。借钱是从杜金领出院就开始的。廖丹告诉记者，最开始他就5000、8000元地借，后来觉得反正是张了一回口，一般从1万元起借能借多少是多少。“最开始借钱挺容易的，到朋友家一说媳妇儿生病用钱，张口1万，朋友给拿两万元。借第二次还没问题，借第三次也借，到了第四次人家就给500元车费，以后干别的行，借钱的事情就别说了。”廖丹告诉记者。
从2007年夏天杜金领出院到2008年初廖丹私刻医院收费章之前，他一共陆续从亲戚朋友那里借到了10万元，越到后来越为艰难。廖丹是一个内心骄傲的人，在陌生人面前重提借钱的经历尤为艰难，他前半生的亲情和友情都结聚在这里，即便是对杜金领都很少提及借钱的具体情形。“我病了一段时间就想开了，不像开始时总哭，总躲在家里怕人说闲话。钱的事情我就全都交给廖丹了，我就得把身体养好。廖丹出去借钱从来都不跟我商量，心情好的时候跟我打声招呼他要出去一趟，心情不好的时候，人一转眼就不见了。”
每个月的月底是廖丹家里气氛最紧张的时候，因为下个月的月初就要交透析费了，借不来钱，杜金领的生命等不了。“得了这个病的人就像怀孕，想吃哪一口就一定得吃到，我要吃什么如果他给我买回来，我就知道钱借到了。如果什么都没买，那就是没借到。时间长了，孩子都能看出来，一看他爸爸脸拉得挺长，就躲他远一点。”杜金领说。杜金领的具体病情在亲戚朋友间传得越来越明朗，廖丹的亲戚也曾暗示廖丹“差不多就行了”。但是，廖丹告诉记者，他和妻子从来都没有动过放弃治疗的念头。从两人结婚开始，妻子一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她病了，他现在做这些理所应当。
相依为命的婚姻
被尿毒症拖进灾难的廖丹和杜金领很难从双方的家族中寻求到人力或者资金上的支持。
廖丹不会发短信，这在70年代生人里很少见，他功课不好，读书不多，后来也很少跟文字打交道，但是，他的儿子有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廖丹告诉记者，自己从小是在府学胡同长大的，胡同里有个起名字的师傅，街坊们都愿意找他，儿子出生后，他特意回到老住址请人起了这个名字。府学胡同是让廖丹脸上有笑容的回忆。他的爷爷在国务院机关的小车班当司机，住着国务院机关的公房，家里装着电话，给李先念和宋庆龄开过车。廖丹的爷爷有一子三女，廖丹是唯一的孙子，廖丹的父母离异之后，父亲再婚，廖丹就一直随着爷爷和奶奶生活。他先后住过府学胡同和菊儿胡同，80年代的房屋改造中，又随着爷爷、奶奶搬到了金台路的三居室里。
廖丹不是个爱学习的孩子，中学没怎么读就在街道的工厂里当临时工，做了几份工作之后，被招进了北京市内燃机总厂做合同工。“我们厂就在现在北京九龙山一带，刚开始厂里效益挺好的，每月都按时发工资，还有季度奖金和年底奖金，到了1996年之后效益就不行了。”廖丹告诉记者，比他年长一些的同事因为在编制里，赶上了单位分房，都住在双井一带，厂里要倒闭的时候，还每人分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他是合同工，能够得到的最多利益就是在合同期满前几个月回家，既不用上班又领到了工资。
廖丹与妻子
失业回家的廖丹没有再找工作，当时他年迈的爷爷和奶奶都已经瘫痪在床，父亲和姑妈们开家庭会议的结果是与其找外人照顾老人，不如每个月一笔生活费，由他来照顾爷爷、奶奶。26岁的廖丹就开始了每天买菜做饭伺候病人的家务生涯。他少年时候的伙伴见他还没有女朋友，就跟妻子商量把妻子的同事、河北姑娘杜金领介绍给他。
杜金领是从河北易县到北京来闯荡的能干姑娘。杜金领家里有兄妹九人，她很早就学会了为自己的生活谋划。“生产队跟北京的绣花厂有合同，村里有100多人都给绣花厂绣花。我那时候上中学，觉得绣花赚钱，就背着家里不去上课了。逃了一个多月课，老师找到家里，我父亲才知道。家里孩子多，父亲对我没有特别管，只是告诉我将来读不出来别怨他。”杜金领告诉记者，自从绣花赚钱开始，家里就不再给她买衣服了，她自己挣钱买衣服还攒钱给家里买了自行车，在当时的农村，这是个不小的成就。
杜金领的绣花活计很好，后期被厂里从老家招工到北京。杜金领告诉记者，当时的想法是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可以借机到北京来玩一玩，没有想到一起出来的姐妹不久就陆续回家，结婚，唯独杜金领长期留在了北京。“绣花厂是个私人小厂，后来就倒闭了。房东看我老实、勤快，就给我介绍到她老公的国营厂里当临时工。”杜金领告诉记者，进了国营厂就不能像在绣花厂一样随时回家，只能等到节假日，算是定居在北京了。“我们厂里生产的是电话机总电源，当时正是全国装住宅电话最热的时候，要牌号和找人，我们厂里效益太好了，我前一个月还挣400块钱，下一个月就涨到600块，然后不长时间就挣1000块钱了。”杜金领告诉记者，河北老家的邻居买了黑白电视，父母总去看，她进厂那年的中秋节就预支了一个月工资给家里买了一台21英寸的彩电，当时全村才只有两台。
杜金领一个人在北京生活，老家的弟妹都先她成家，她也要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我不想找外地人，那还不如回我们老家找，我们老家产粮多，不穷。”房东和同事给杜金领介绍了几个北京的男朋友，她也不满意，觉得人都挺滑头。廖丹不是个健谈的人，倒是打动了杜金领。“我觉得他人很老实，而且有房子，虽然是爷爷的，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小三居。”两个人相处了一年，顺理成章地结了婚。廖丹没有工作和积蓄，家里也没人给张罗，杜金领用自己打工攒下的嫁妆买了两个人结婚的新衣服，请了喜酒。“我当时觉得不用依靠别人，我们自己有手有脚可以过起日子来。”
廖丹结婚之后依旧没有外出工作。孩子很快就来了。杜金领的父母当时已经去世，廖丹的亲戚长辈里也没有人能帮他们带孩子。休完产假，杜金领就把孩子交给丈夫上班去了。“我那个时候能挣1000多块钱，这些钱我们三个人花，那还不是挺好的啊。”杜金领很会持家，留下基本的生活开销，其余全部都存起来。廖丹成了周围朋友里小有积蓄的家庭，朋友们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来跟他借，他就带着朋友去杜金领的工厂找妻子去银行取钱。
在廖丹现在凌乱逼仄的家里，除了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引人注意的就是儿子3岁时，一家三口拍的全家福，廖丹和杜金领神情安详而富态，儿子天真可爱。可是幸福的生活很短暂，杜金领的工厂在2000年之后也逐渐衰落下来，2003年初彻底倒闭。夫妻二人都没有工作，爷爷又在不久后去世了。廖丹的长辈们开会决定，卖掉爷爷的房子给没有养老金的奶奶养老和治病。廖丹的小家庭开始了居无定所、没有稳定收入的生活。
刻章
杜金领刚刚生病的时候，她的二姐愿意给妹妹换一个肾，但是廖丹夫妇拒绝了。“他们都是庄稼人，要干农活的，摘去一个肾失去劳动能力怎么办，不能那样做。”廖丹说。而等待医院寻找肾源，则是廖丹夫妇想都没想过的事情，换肾手术具体需要多少钱，他们一直不清楚，因为那是他们无法触及的天文数字。每个月借钱透析已经让廖丹绝望了，虽然廖丹申请了低保，妻子杜金领也享受低保的待遇，可以在北京报销部分医疗费。但是，每次报销的周期要在3个月，廖丹借的钱根本就周转不开，只能越借越多。
“2008年初，我去我在医院的透析室当护士的朋友那里借钱，朋友刚发工资，自己留了1500块，借给我3000块，然后让我以后别再来找她借钱了。她明白地告诉我，只要我媳妇多活一个月就要多花5000块钱，这是个无底洞。”廖丹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有人清晰地告诉他，尿毒症意味着什么。过完春节，又接近了交透析费的日子，廖丹已经无人可借钱了。“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北京的大街上贴得到处都是小广告，我就看到有刻章的广告。电话打过去，他说什么章都能刻，不着急明天就可以刻好。”廖丹说。
“其实最害怕的是第一次，心里很紧张，怕被医院给认出来是假的。”廖丹告诉记者，他用自己刻的章在收费单据上盖了一下，然后交到了透析科，护士看了一眼就收了起来，并没有什么麻烦。从那之后，他不再提心吊胆，安心给妻子治病。
每月少去近6000元的支出，廖丹家里依旧不宽裕。杜金领每周要去做3次透析，路途遥远，廖丹买了一部“摩的”，把妻子送进透析室之后，廖丹就在医院门口等客拉活儿，每天赚二三十块钱的买菜钱。杜金领的午饭在医院里吃，15块钱的盒饭有两个肉菜和两个素菜，她可以吃两顿。一家三口的衣服都是朋友们送的二手衣，杜金领其实心里有点在意，“孩子年纪大了，穿别人的旧衣服挺损害他自尊心的”。最近几年家里除了看病最大的支出是给儿子买了一台电脑。“老师总要求查资料，儿子原来就去邻居家用，但是邻居也要用的。春节街道给低保户发了2000块钱过节费，我们又借了一些，凑了4000块钱买了一台，放在他的房间里，我们连动也不敢动，怕坏了还要再买。”杜金领说。
2011年9月，医院的收费系统升级，廖丹的造假行为暴露出来，医院很快就报了案，4年多的时间里，廖丹用伪造的收费章给妻子骗来400多次透析的机会，一共涉及17万多元。廖丹对医院的举动一点觉察都没有，今年初开始，廖丹用低保报销回来的钱和借的钱交了一部分透析费，“总是用假的章，我心里也不踏实。能付得起的时候还是要付”。
2月21日，按照平时的习惯，杜金领即将透析完的时候，廖丹回到医院等着接妻子回家。“我上楼的时候其实三个便衣就跟着了，等我坐下，他们仨走到我跟前，我立刻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找我肯定就这事儿，没别的。”廖丹说。杜金领透析完，两个人跟着警察回家里取假公章。廖丹对妻子和儿子都没有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临被警察带走的时候，他只嘱咐儿子要听妈妈的话。跟着廖丹来取赃的警察看见他家里的情况，出门时给廖丹的儿子塞了200块钱。
直到廖丹被警察带走，杜金领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开始以为是黑“摩的”的事情，给看守所打过几次电话之后才知道丈夫做下这么大的事情。失去了廖丹的照顾，家里一下子失去了支柱。“儿子发烧，我也跟着发烧，身上也肿，透析的时候还是邻居开电瓶车给我送到车站，我自己坐公交车去。”杜金领说。因为廖丹家里的情况特殊，14天之后看守所给他办了取保候审，让他可以回家照顾病妻。
开庭那一天，廖丹走进法院一推门，已经有许多记者等在那里拍照。“我原来只在电视上看过这个阵势，没想到有一天落到我头上了。”廖丹刻假章救妻的案子触动了许多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新闻播出去没两天，广东一位陈先生就委托媒体替廖丹把医院的17万多元还上了。网上也为廖丹发起了捐助，网友们一共筹集到50万元，可以给杜金领做10年透析，或者如果幸运地找到肾源，可以做换肾手术。也有好心人到家中探望，杜金领平时做些手工艺包卖钱贴补家用，有人出5000块钱买了一个来资助她。邻居们也正在帮她建立网站，以后她的手工包就可以在网上销售。
廖丹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这意味着3到10年的有期徒刑。在庭审上，还没等公诉人出示证据，做事干脆的廖丹就让他不用再念了，他全部认罪。但是他却对判决很是担忧，并不是害怕坐牢和承担责任，只是家里实在离不开人。廖丹的儿子今年已经读初中，他本来可以按照户口所在地到团结湖一所教学质量更好的初中就读，但是离家太远，父母没有精力每日送他上下学。他自己考进了家附近初中的重点班。从家里到学校要经过拥堵复杂的五环路，在大卡车和大货车下面躲闪穿行，廖丹每天都要接送，他对儿子小心翼翼，生怕儿子安全出了问题，这个家庭禁不起更多的磨难了。杜金领虽然病情稳定，可是两只胳膊为了透析都做了手术，没有力量，做不了家务。
现在，廖丹每日送完儿子上学，就在家附近小区门口趴活，过了上班的早高峰，郊区很少见到路人的时候，就回家买菜做饭。在这样一日一日的生活里等待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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